就美國的經濟發展脈絡造成的「富者愈富」現象，其實是政府的不作為或延誤作為的負面後果。而台灣如果忽略或低估政治結構面與政策面的影響，妄想要根本改善貧富差距，實是緣木求魚。
大多數人都知道，台灣的貧富差距問題，正日益惡化當中。「M 型社會、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窮忙族」，早已是媒體廣泛使用、眾人朗朗上口的辭彙；這也是為什麼不久前，在五都選舉中，朝野候選人對社會住宅政策高度重 視，民眾熱烈迴響的主要背景。但大家對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是否有相當的認知？就改善的對策，是否有正確的掌握與共識？
知識經濟 富者愈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與公共事務教授利伯曼（Robert C. Lieberman）， 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中的一篇書評文章，問了一個好問題：「為什麼美國的有錢人愈來愈有錢？特別是在美國這2、3 年歷經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金融風暴後，大部分原本就富有的人，非但沒受影響，財富還更增加！」以2009 年為例，對全美所得最高前5％的人而言，他們的平均所得是升高的，但對其他大多數美國人而言，平均所得卻是下降的。利伯曼更進一步闡明，美國這種富者愈富 的現象，並不是近來才有的特例，而是40 年以來的持續趨勢。他指出，美國所得最高的1％階層，其所得占每年全國所有人總所得的比例，已從1960 年代的8％，陡升到現在的20％以上。
對美國這種富者愈富，財富集中少數人的現象，常有人解釋這是經濟轉型下的自然產物。他們認為，科技突飛猛進的結果，特別是資訊革命，造成生產力大幅提升，迫使勞力貢獻所產生的價值大幅降低；相形之下，知識貢獻所產生的價值，則大幅提高。
換句話說，在知識經濟盛行當道下，製造業日益萎縮，人力勞動的報酬降低。但在此同時，服務業部門興起，受教育的少數高階專業人士，因其知識貢獻的高價值，而自然享有高所得報酬。但大多數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因從事低階的零售業與娛樂業，在取代門檻不高的情況，薪水自然低。
貧富差距 政府促成
對於這種經濟轉型自然論，利伯曼認同政治學者海克（Jacob Hacker） 與皮爾森（Paul Pierson） 的反駁， 認為根本是為美國政府脫罪的說詞。海克與皮爾森在其不久前剛出版的共同著作《贏者全拿的政治：美國政府如何促成富者愈富並背離了中產階 級》（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一書當中，透過對美國公共政策制訂的過程與歷史之實證研究，發現事實上，政府才是促成貧富差距拉大的主因。
總的來說，海克與皮爾森認為，固然經濟轉型對所得分配不均惡化，有一定的促成效應，但重點還是在政府的政策。持續偏差的政策，會集中及放大經濟轉型的影響效應，使既有的富人獨得轉型的好處。
就美國的脈絡而言，他們發現，從上個世紀的70 年代晚期開始，一系列的重大政策變遷，已使政府的經濟政策向富人傾斜：例如，在稅制上，國會一再重複地為高所得者減稅，並放寬對資本利得與投資所得的課 稅；在勞動政策上，讓工會很難組織工人，使其無力反制企業主不斷擴張的勢力；在公司治理上，無視企業的表現，縱容企業發放極高額的薪資與紅利給其高階經理 人；在金融市場管理上，一味鬆綁、解除管制，使金融機構創造出各式各樣匪夷所思的金融工具與商品，讓少數有錢的金融經理人與投資客更有錢，但卻讓許多一般 家戶的屋主及退休人士，承受毀滅性的風險。
另外，海克與皮爾森還提醒，不僅僅是上述的政府作為，造就了所得分配更加不 均，政府的不作為或延誤作為，也有同樣的負面效應。因為富人階級可以動用其政治影響力，讓可以減緩貧富差距的法案無法或延後通過，使得法案內容無法跟上社 會的快速變遷需求，而無法達成其原有的立法目的，甚至有時還會有反效果。偏偏美國三權分立制衡的制度設計，像否決與擱置的程式與規則，讓這種不作為或延誤 作為，更加容易。更可笑的是，有時這種荒謬的現象，純粹就是因為執政者或立法者的忽略與怠惰。
政府的不作為或延誤作為 的負面後果，可以公司高階經理人的股票選擇權為例。早在1990 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就發現，這種會計實務上的操作，將使公司經營階層只顧短期利益（短期營收與股價的上升），不顧長期的營運成效。一旦公司出事，往往是一 般的職員受害（如退休金泡湯或馬上被資遣）。
而高階經理人早已口袋飽飽，不知去向或無所謂。但在大企業的遊說之下，在過去20 年，這個會計規則，始終無法被修正，只好一直沿用1970 年代的相關規定。
同樣地，勞動法規也是跟不上時代。政策制定者一直無法啟動改革、修訂法規，來增強工會的力量與運作組織能力，使其足以與資方相抗衡。結果就是一直沿用1940 年代的相關規定。
簡言之，海克與皮爾森戳破了美國多元民主政治的神話。保守分子透過強大的組織，利用企業大筆經費的贊助，常能阻礙進步的法案與政策的通過與執行。選舉也許 能換掉領導人與執政黨，改變大政方針，但在日常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利益團體的遊說與互相「戰鬥」，更是關鍵。而結果，通常是「贏者全拿」體制下的受益 者，繼續保有其利益或更擴大其利益。
因為他們本來就掌握較多的資源，容易勝出。
體制不公 贏者全拿
長此以往，利伯曼憂心忡忡指出，當財富愈往少數贏家菁英集中的同時，中產階級卻因所得停滯或縮水，日益承受更多工作與生活上的風險。影響所及，美國已成為 先進國家中所得分配不均最嚴重的國家，並衍生出種種政治與社會問題，包括：政治上兩極化、人民互不信任、富人與窮人間的相互怨懟，以及有錢人享有較大政治 影響力與發言權的民主扭曲現象。
要如何解決這種「贏者全拿」的不公平體制？利伯曼附和海克與皮爾森的建議，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必須重新振作，加強其組織的能力與能量，才能回過頭來矯正美國政治目前向富人單邊傾斜的病態體制與運作方式。
進一步從跨國比較的觀點來看，美國的案例，絕非單獨個案。
在資本主義大行其道，全球化浪潮無堅不摧的情況下，近年來大部分的國家，包括台灣在內，都像美國一樣，面臨貧富差距惡化的挑戰。即使是新興的開發中國家， 強權如中國、巴西，也是如此。各國都深恐一旦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勢必引發階級對立、治安惡化、偏激政治勢力崛起等廣泛的社會動盪現象，甚至進而危及政權的 存續與國家的發展。
因此，在台灣似乎也正同步走向這條令人擔心的路徑的當下，縱使美國的國情與台灣不盡相同，如我們能參考其經驗與反省，將有助於我們分析問題及提出解決之道。
自我覺醒 關乎成敗
回顧台灣過去20 多年的政經發展史，也發現與上述美國經驗與反省似曾相似之處。自1980 年代末期，台灣就遵循國際化與自由化，大幅推動私有化、放寬各種管制，效法美國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各種措施。同時間，台灣也正經歷快速的民主化， 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弱化的過程中，民間社會力湧現、茁壯。這一切，對台灣的整體發展而言，當然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但 令人遺憾的是，在新經濟與民主體制建構的過程中，財團勢力大幅崛起且未受制衡。結果就是各種財經與社會政策，都有濃濃的工商企業本位利益考量，失去兼顧社 會多元需求的平衡。尤其馬政府在2008 年上臺後，更是完全向富人、資本家、既得利益者傾斜。舉凡大幅調降遺產稅、贈與稅、營所稅，鼓勵廠商外移至中國，縱容房市炒作與股市泡沫，硬是允許18％ 公教優惠存款額度回補等等，都是擺在眼前的明證。
回頭想想，海克與皮爾森重建美國政治的建議，是否適用於台灣？個人覺 得可以，但是條件顯然還不足。因為大多數人，似乎都還未真正認清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本原因。有太多的人，將貧窮與失業，歸因於個人的「努力不夠」，所以 拚命讀更高或更多的學位、考證照，希望透過一己之力，奮力往上游。
個人企圖努力向上，沒什麼不對，這也是社會階層流動 的基本動力。但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卻忽略或低估政治結構面與政策面的影響，對政治與公共政策冷漠，我們的主要政治人物與政黨，就沒有改革的壓力。在這種 情況下，妄想要根本改善貧富差距，實是緣木求魚。展望未來，中產階級、勞工、農民及有志之士的自我覺醒，將是未來改革能否真正開始與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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