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談經營：具定價能力 比管理者好壞更重要

《Bloomberg》報導，根據巴菲特的說法，他評估企業看重的是其「產品定價」的能力，有時甚至不考慮誰是經營者。




巴老接受美國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FCIC)訪談的內容日前公開，他表示，評價一間企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定價能力」(pricing power)。



巴菲特強調：「有能力在不喪失競爭力的情況下漲價，就是經營不錯的公司。反之若漲價10%還得先禱告，就是不好」。



80歲的巴菲特，靠挑股和購併累積起富可敵國的億萬身價。他曾投資鐵路與電力等競爭選擇較少、定價能力較強的公司，也包括靠品牌吸引客戶的可口可樂、卡夫食品等。



巴菲特在去年3月26日的訪談中還提到，良好的管理團隊，「並非卓越企業的必要條件」。



FCIC關切巴菲特對信評機構Moody’s Corp.(穆迪)的投資，美國政界在檢討房市泡沫成因時，不少人將其歸咎於評等浮濫。



巴菲特則表示，他不識Moody’s管理層，投資該公司主要著眼於市占領先，與Standard & Poor(標準普爾)同樣具有定價彈性。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Haas商學院教授Benjamin E. Hermalin則認為，主宰地位不能防範糟糕的經營者弄垮公司，就長期而言，管理者的好壞還是很重要。

蘋果台商代工廠 疏失致百員工中毒

更新日期:2011/02/18 13:48 莊志偉


美商蘋果電腦公司最新公佈的一份管理報告，坦承蘋果位在大陸的一家代工廠，因為使用有毒溶劑，卻沒做好安全防護，造成137名員工出現慢性中毒症狀，經過調查，這家代工廠是台灣勝華科技，在大陸的子公司聯建科技，雖然事隔1年多，但卻有員工爆料，說他們到現在身體還沒康復，卻已經面臨公司施壓，要求離職。





就是勝華科技位於蘇州的這家子公司，因為作業流程管理不當，而在2009年，造成137名員工慢性中毒，事隔1年，在蘋果公司披露相關訊息後，大陸媒體找到當時受害的員工，他們質疑自己的身體到現在還沒完全康復，但公司的做法，卻是要逼他離職。



聯建科技員工：「(處理)中毒事件一個專門的一個台灣的領導，他當時打給我說，你如果不離的話，得不到任何賠償。」



還有一名員工，是在事故後因為請調其他部門沒有獲准，而主動主動離職，但他也形容，離職的時候，曾被公司要求簽下切結書。聯建科技離職員工：「乙方(員工)以後出現任何問題，它寫的是糾葛嘛，你要是出了什麼問題了槪不負責，如果你不簽那協議書，你離是可以離，但是拿不到賠償金嘛。」



這起由蘋果電腦主動披露的代工廠中毒事件，經過調查，意外元兇是生產線上用來擦拭玻璃面板的溶劑-正己烷，這種溶劑雖然效果比酒精好，但有一定的毒性，問題就出在勝華科技沒有做好相關的通風設備，也沒有警告員工中毒的危險性，對於舊事重提，勝華科技回應指出，事件發生後他們已經改善相關流程，並給予受害員工優於當地法令規定的補償，所謂逼迫離職，完全跟事實不符。

美國貧富問題 政府不作為結果

就美國的經濟發展脈絡造成的「富者愈富」現象，其實是政府的不作為或延誤作為的負面後果。而台灣如果忽略或低估政治結構面與政策面的影響，妄想要根本改善貧富差距，實是緣木求魚。




大多數人都知道，台灣的貧富差距問題，正日益惡化當中。「M 型社會、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窮忙族」，早已是媒體廣泛使用、眾人朗朗上口的辭彙；這也是為什麼不久前，在五都選舉中，朝野候選人對社會住宅政策高度重 視，民眾熱烈迴響的主要背景。但大家對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是否有相當的認知？就改善的對策，是否有正確的掌握與共識？



知識經濟 富者愈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與公共事務教授利伯曼（Robert C. Lieberman）， 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中的一篇書評文章，問了一個好問題：「為什麼美國的有錢人愈來愈有錢？特別是在美國這2、3 年歷經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金融風暴後，大部分原本就富有的人，非但沒受影響，財富還更增加！」以2009 年為例，對全美所得最高前5％的人而言，他們的平均所得是升高的，但對其他大多數美國人而言，平均所得卻是下降的。利伯曼更進一步闡明，美國這種富者愈富 的現象，並不是近來才有的特例，而是40 年以來的持續趨勢。他指出，美國所得最高的1％階層，其所得占每年全國所有人總所得的比例，已從1960 年代的8％，陡升到現在的20％以上。



對美國這種富者愈富，財富集中少數人的現象，常有人解釋這是經濟轉型下的自然產物。他們認為，科技突飛猛進的結果，特別是資訊革命，造成生產力大幅提升，迫使勞力貢獻所產生的價值大幅降低；相形之下，知識貢獻所產生的價值，則大幅提高。



換句話說，在知識經濟盛行當道下，製造業日益萎縮，人力勞動的報酬降低。但在此同時，服務業部門興起，受教育的少數高階專業人士，因其知識貢獻的高價值，而自然享有高所得報酬。但大多數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因從事低階的零售業與娛樂業，在取代門檻不高的情況，薪水自然低。



貧富差距 政府促成



對於這種經濟轉型自然論，利伯曼認同政治學者海克（Jacob Hacker） 與皮爾森（Paul Pierson） 的反駁， 認為根本是為美國政府脫罪的說詞。海克與皮爾森在其不久前剛出版的共同著作《贏者全拿的政治：美國政府如何促成富者愈富並背離了中產階 級》（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一書當中，透過對美國公共政策制訂的過程與歷史之實證研究，發現事實上，政府才是促成貧富差距拉大的主因。



總的來說，海克與皮爾森認為，固然經濟轉型對所得分配不均惡化，有一定的促成效應，但重點還是在政府的政策。持續偏差的政策，會集中及放大經濟轉型的影響效應，使既有的富人獨得轉型的好處。



就美國的脈絡而言，他們發現，從上個世紀的70 年代晚期開始，一系列的重大政策變遷，已使政府的經濟政策向富人傾斜：例如，在稅制上，國會一再重複地為高所得者減稅，並放寬對資本利得與投資所得的課 稅；在勞動政策上，讓工會很難組織工人，使其無力反制企業主不斷擴張的勢力；在公司治理上，無視企業的表現，縱容企業發放極高額的薪資與紅利給其高階經理 人；在金融市場管理上，一味鬆綁、解除管制，使金融機構創造出各式各樣匪夷所思的金融工具與商品，讓少數有錢的金融經理人與投資客更有錢，但卻讓許多一般 家戶的屋主及退休人士，承受毀滅性的風險。



另外，海克與皮爾森還提醒，不僅僅是上述的政府作為，造就了所得分配更加不 均，政府的不作為或延誤作為，也有同樣的負面效應。因為富人階級可以動用其政治影響力，讓可以減緩貧富差距的法案無法或延後通過，使得法案內容無法跟上社 會的快速變遷需求，而無法達成其原有的立法目的，甚至有時還會有反效果。偏偏美國三權分立制衡的制度設計，像否決與擱置的程式與規則，讓這種不作為或延誤 作為，更加容易。更可笑的是，有時這種荒謬的現象，純粹就是因為執政者或立法者的忽略與怠惰。



政府的不作為或延誤作為 的負面後果，可以公司高階經理人的股票選擇權為例。早在1990 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就發現，這種會計實務上的操作，將使公司經營階層只顧短期利益（短期營收與股價的上升），不顧長期的營運成效。一旦公司出事，往往是一 般的職員受害（如退休金泡湯或馬上被資遣）。

而高階經理人早已口袋飽飽，不知去向或無所謂。但在大企業的遊說之下，在過去20 年，這個會計規則，始終無法被修正，只好一直沿用1970 年代的相關規定。



同樣地，勞動法規也是跟不上時代。政策制定者一直無法啟動改革、修訂法規，來增強工會的力量與運作組織能力，使其足以與資方相抗衡。結果就是一直沿用1940 年代的相關規定。



簡言之，海克與皮爾森戳破了美國多元民主政治的神話。保守分子透過強大的組織，利用企業大筆經費的贊助，常能阻礙進步的法案與政策的通過與執行。選舉也許 能換掉領導人與執政黨，改變大政方針，但在日常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利益團體的遊說與互相「戰鬥」，更是關鍵。而結果，通常是「贏者全拿」體制下的受益 者，繼續保有其利益或更擴大其利益。



因為他們本來就掌握較多的資源，容易勝出。



體制不公 贏者全拿



長此以往，利伯曼憂心忡忡指出，當財富愈往少數贏家菁英集中的同時，中產階級卻因所得停滯或縮水，日益承受更多工作與生活上的風險。影響所及，美國已成為 先進國家中所得分配不均最嚴重的國家，並衍生出種種政治與社會問題，包括：政治上兩極化、人民互不信任、富人與窮人間的相互怨懟，以及有錢人享有較大政治 影響力與發言權的民主扭曲現象。



要如何解決這種「贏者全拿」的不公平體制？利伯曼附和海克與皮爾森的建議，中產階級與勞動階級必須重新振作，加強其組織的能力與能量，才能回過頭來矯正美國政治目前向富人單邊傾斜的病態體制與運作方式。



進一步從跨國比較的觀點來看，美國的案例，絕非單獨個案。



在資本主義大行其道，全球化浪潮無堅不摧的情況下，近年來大部分的國家，包括台灣在內，都像美國一樣，面臨貧富差距惡化的挑戰。即使是新興的開發中國家， 強權如中國、巴西，也是如此。各國都深恐一旦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勢必引發階級對立、治安惡化、偏激政治勢力崛起等廣泛的社會動盪現象，甚至進而危及政權的 存續與國家的發展。



因此，在台灣似乎也正同步走向這條令人擔心的路徑的當下，縱使美國的國情與台灣不盡相同，如我們能參考其經驗與反省，將有助於我們分析問題及提出解決之道。



自我覺醒 關乎成敗



回顧台灣過去20 多年的政經發展史，也發現與上述美國經驗與反省似曾相似之處。自1980 年代末期，台灣就遵循國際化與自由化，大幅推動私有化、放寬各種管制，效法美國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各種措施。同時間，台灣也正經歷快速的民主化， 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弱化的過程中，民間社會力湧現、茁壯。這一切，對台灣的整體發展而言，當然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但 令人遺憾的是，在新經濟與民主體制建構的過程中，財團勢力大幅崛起且未受制衡。結果就是各種財經與社會政策，都有濃濃的工商企業本位利益考量，失去兼顧社 會多元需求的平衡。尤其馬政府在2008 年上臺後，更是完全向富人、資本家、既得利益者傾斜。舉凡大幅調降遺產稅、贈與稅、營所稅，鼓勵廠商外移至中國，縱容房市炒作與股市泡沫，硬是允許18％ 公教優惠存款額度回補等等，都是擺在眼前的明證。



回頭想想，海克與皮爾森重建美國政治的建議，是否適用於台灣？個人覺 得可以，但是條件顯然還不足。因為大多數人，似乎都還未真正認清台灣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本原因。有太多的人，將貧窮與失業，歸因於個人的「努力不夠」，所以 拚命讀更高或更多的學位、考證照，希望透過一己之力，奮力往上游。



個人企圖努力向上，沒什麼不對，這也是社會階層流動 的基本動力。但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卻忽略或低估政治結構面與政策面的影響，對政治與公共政策冷漠，我們的主要政治人物與政黨，就沒有改革的壓力。在這種 情況下，妄想要根本改善貧富差距，實是緣木求魚。展望未來，中產階級、勞工、農民及有志之士的自我覺醒，將是未來改革能否真正開始與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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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周刊〉全球物價失控真相深度解讀

台北士林夜市著名的豪大大雞排，在一月二十四日貼出漲價告示，很快地引起騷動與討論。「一塊雞排從五十元調漲到五十五元，沒辦法，創業十八年來，現在的成本最高。」豪大大雞排老闆娘郭霄燕說。




一塊雞排的漲價，大致說明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十幾年來最沉重、最不一樣的漲價壓力



郭霄燕說，漲價主要是因為兩個東西：油和雞肉。油的部分，沙拉油漲得凶！「新聞說沙拉油快要漲價了，其實新聞太落後，沙拉油早就漲翻天啦！」她強調，去年年底十八公升一桶的沙拉油價格是七百元，農曆年還沒過，就已經漲到八百九十元了，「比起報紙寫的『即將』漲到『八百六十元』，漲價來得早得多、凶得多呢！」



「不過，決定漲價的最重要原因，還是雞肉。」去年十二月，從中盤商買進一公斤雞肉的成本是七十八元，「短短一個多月之後，價格已經飆破一百元了。」賣雞排，最關鍵的成本終究是雞肉，這番飆漲，逼得郭霄燕決定調價。



那麼，雞肉飆漲的原因是什麼？



長期供貨給豪大的聯新肉品公司，是雞肉中盤商。問及此事，老闆娘黃搖璇的語氣略顯激動：「給豪大的肉價的確是破百元了，但早在去年底時，我們向電宰廠進貨的成本，每公斤就要價九十五元。」她說，扣掉人事、加工費用之後，毛利率剩下不到七％，「就算漲價也是苦撐，再不漲，真的只有賠錢一途。」



再往上追，電宰廠業者苦哈哈地說，賣給中盤商的雞肉雖然每公斤接近一百元，「但我們向雞農買一隻雞，就要一百二十元啦！」業者指出，從去年上半年開始算起，「漲幅接近一倍，甚至超過。」



談到漲價，雞農更是三聲無奈。「我們養雞的，多半都在中南部的空曠地區，台北冷，這裡更冷，所以去年的育成率超低，大概只有七○％，這是我印象中最低的數字。」七○％的育成率，代表一百隻雞最後只能養活七十隻，「死掉的三十隻，都是成本。」



雞農說，去年天氣忽冷忽熱，「雞又不像人，會自己穿衣、脫衣，天氣多變自然容易生病早夭；當然，太冷的時候，我們會在養雞場加溫，但效果有限，而且加溫要用瓦斯，開了瓦斯，又是另外一筆錢。」



此外，雞農也大嘆飼料價格漲太多，一路墊高養雞成本。「基本上，玉米、黃豆的價格漲多少，飼料價格差不多就要漲多少。養活一隻雞已經不容易了，所以也不敢讓我的雞『共體時艱』，少給牠們一點飼料。」

關於飼料價格，業務包含飼料產銷的上市公司大成長城是這樣解釋的，「台灣用的玉米、黃豆，大多靠進口，所以，國際報價在哪裡，生產飼料的成本大概就在那裡，沒有太多的緩衝空間。」




國際原物料價格狂飆、氣候極端異常，環環相扣，滾雪球一般地堆積出雞排業者口中「十幾年來最沉重、最不一樣的漲價壓力」。而這樣的壓力，正在各行各業，甚至是世界的各個角落同步上演。



農曆年一過，台股連跌數日，但在民生物價方面，「漲」，卻是最熱門的字眼。反映國際原物料報價上揚，泡麵、飲料業者急著宣告漲價在即，幅度約在一至二成之間；成衣業則在一月即已對國外客戶調漲報價近一成。除了「食」與「衣」之外，包括塑膠製品、橡膠製品、航空業，相關業者也高聲喊漲；甚至是國營事業台糖，也一度傳出有調價意圖，在立即引發輿論及總統關切後，才忍痛凍漲。



說到氣候異常對物價的影響，台灣養雞場的育成率只是冰山一角。在北京，直到二月才下了冬季以來的第一場雪，「南凍北旱」的怪異天候，讓市場對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預期心理愈來愈高。據中國商務部資料，一月中下旬的主要農產品物價，在短短一周內就上漲近一三％。此外，澳洲大水導致煤價飆漲，也直接連動鋼價走強。



■在新興國家，通膨大軍早已入境



原物料與糧價飆高所造成的連鎖衝擊，開始反映在不少新興國家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ＣＰＩ年增率，又稱通膨率)數字上。物價急漲所引發的通膨危機，已經成為新興國家的頭號大敵。



去年十一月，中國通膨率突破五％，今年一月的通膨率仍在四．九％的高檔，即使農曆年後中國人民銀行緊急宣布升息一碼，力抗通膨，但各界預期，今年上半年的通膨率「還有高點可期」。同屬金磚四國的印度、巴西，情況好不到哪去，甚至更糟。印度過去一年七度升息，但一月下旬的農產品批發指數還是大漲了一七％；巴西日前公布一月分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漲近五．九％，通膨大軍早已入境。



事實上，在一月二十五日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所發布的最新全球經濟展望中就預估，新興國家今年的消費者物價年增率將達六％，對經濟前景帶來極大的隱憂。從一塊雞排看世界經濟，原本存在於專業機構研究報告上的通膨風暴，顯然已殺到新興國家的眼前。



經濟學家沒有養雞，但拆解這一輪通貨膨脹的結構與成因，得到的結論，與夜市裡雞排小販的感受相差不多，甚至更加強烈一些。「印象中，過去二十年來沒有看過這樣的通膨。」渣打銀行台灣區經濟學家符銘財的口吻，像是氣象主播誇張地預言一場超級風暴即將來臨。



符銘財「沒有看過」的，是如此完整的暴風結構。



■需求拉動加成本推動的超級通膨風暴



經濟學課本中解釋，發生通膨的原因主要有二：需求拉動、成本推動。簡單地說，前者是指「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後者則是「原料漲價、工資上揚，推升物價異常走高」。

「但這一次的通膨，似乎兩種因素都有！」符銘財說。




他先以發生在二○○七到○八年的通膨風暴為例。當時，石油與糧食價格上漲，主要是因為經濟泡沫過度膨脹導致需求暴衝；而這一次，「到目前為止，需求顯然不是要角，氣候異常、農地減少導致原料成本的上漲，才是推動糧價的主要力量。」換言之，初步看來，這像是一次「成本推動型」的通膨。



成本推動型通膨的典型案例，是一九七○年代石油危機所造成的物價狂漲，「但話說回來，七○年代油價飆漲的原因是單純的政治因素，而現階段，除了天候異常之外，原物料價格飆漲，還有相當程度是因為成熟國家採取『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講白了，就是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符銘財說。



以美國為主的成熟國家為了救自家經濟而大印鈔票，對世界釋出大量流動性，熱錢流竄，原物料成為當然的炒作標的之一。結果，就是教科書上所形容的：「太多的貨幣追求太少的商品」。



於是，在這「乍看之下」像是「成本推動」的通膨壓力中，骨子裡卻又包藏著「需求拉動」的成分，構成符銘財所謂「沒有見過」的通膨結構。



學理上，當ＣＰＩ年增率超過五○％時，才能稱為「超級通膨」，但若從通膨壓力的結構來說，這一輪包含兩大通膨成因的危機風暴，其結構之扎實、完美，以「超級」形容之，似乎也不為過了。



異口同聲的，花旗銀行台灣區首席經濟學家鄭貞茂，也是以「幾十年來沒見過」形容這一次的通膨壓力。在他眼中，這一次的通膨壓力源主要有三：基本面需求、資金面過剩，以及天氣異常。和符銘財一樣，鄭貞茂也認為當今的通膨結構包含了「成本推動」與「需求拉動」等兩大惡性基因，不同的是，在他看來，「需求」的角色相對吃重一些。



「新興國家經濟走強所形成的需求成長，為全球物價提供『欲小不易』的基本面支撐，在這樣的支撐下，加上成熟國家的貨幣寬鬆政策造成資金過剩，讓物價達到『表面張力』的緊繃程度。」鄭貞茂認為，新興國家主導的基本面，與成熟國家主導的資金面，單憑這兩大「需求拉動」因素，已足夠形成「山雨欲來」的緊繃氛圍。



而從「山雨欲來」的通膨氛圍，瞬間演變成「風雨滿樓」通膨危機，則是靠著「成本推動」因素的催化。這除了氣候異常引發農糧危機的強烈預期外，先前埃及發生政治動盪，市場立即聯想，動亂恐將危及境內每日運送約二四○萬桶石油的蘇伊士運河及蘇邁德（Sumed）油管，因而一度造成油價突破一百美元關卡，通膨情勢瞬間沸騰。



不知該說是幸或不幸，值此之際，原本受困於景氣低迷，因而尚能「牽制」全球需求的歐美國家，卻開始出現了較為像樣的經濟復甦。從通膨的角度來說，這又像是在已趨完美的風暴當中，再補上一陣逐漸增強的「需求面」氣旋。



美國去年第四季ＧＤＰ成長率提高到三．二％，主要因素是消費支出及外銷出口的同步走強，有別於金融海嘯後美國經濟多半仰賴政府支出撐場面，這一回，消費與出口帶頭衝，美國經濟頗有走出新局的味道。此外，歐元區一月分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ＰＭＩ）意外創下九個月來最大漲幅，也意味著西歐國家的實質需求正在復甦。

簡單區分，截至目前新興國家所面臨的通膨壓力，主要來自於大宗物資及糧食價格飆漲，但隨著歐美加速復甦，實質需求提升，包括能源價格及基礎金屬等，也逐漸展現「接棒演出」的架式。國內某不鏽鋼業者就表示，近來不鏽鋼需求意外暢旺，除了下游回補庫存之外，來自西歐國家的房屋裝潢等消費需求也快速提升，「西歐國家一向不會提前囤貨，急著買不鏽鋼，代表需求真的有上來。」他說。




若從現階段全球商品價格指標ＣＲＢ指數的水位分析，或許會對通膨壓力接續升高的態勢更加警覺。雖然新興國家已普遍苦於農糧價格狂飆，但ＣＲＢ指數目前僅僅達到○八年全球通膨危機時的「半山腰」而已；原因或許在於ＣＲＢ指數當中「食用原料」僅占權重四成，而「工業原料」則占六成。也就是說，若基礎金屬等工業原料價格在未來真能一路反映歐美經濟復甦而加速攀升，那麼，ＣＲＢ指數不乏逐步重返○八年高點的可能。



■中國調漲薪資讓通膨緩衝機制失靈



接棒推升通膨力道的因素不只存在於西方，在中國，同樣也有一股「成本推動」的力量正在形成。力拚經濟轉型之下，中國各大城市調高「最低薪資」的動作如火如荼展開，作為全球製造重鎮，中國薪資上漲勢將直接牽動製造成本。過去，「中國製造」一詞意味著中國對全球輸出廉價商品，成為通膨的緩衝機制，未來，這個緩衝機制不但停止運作，反倒可能成為通膨助力，後續影響同樣不容小覷。



日前，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一月分通膨率僅一．一％，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似乎還沒有太強的物價上漲壓迫感。二月十三日晚間九點，台北市天氣陰冷、雨勢不小，但士林夜市豪大大雞排攤位前的人龍依舊，貼在攤位看板上的漲價告示顯然沒有嚇跑饕客，兩名員工手邊的工作仍然停不下來，機械式地油炸、瀝油、裝袋、收錢。



「好在台灣的主食是稻米，一般民生需求與黃豆、小麥、玉米的行情關聯性不算直接，而且蔬菜、水果都能本地供應，這是台灣通膨壓力相對較輕的原因。」鄭貞茂預估，台灣今年全年的通膨率大約就是在一．五％，「未來不排除上修，但衝擊民生的情況應該不嚴重。」他說。



不過，站在投資理財的角度，當全球新興國家正在面臨一場經濟學家眼中「數十年未見」的通膨壓力時，個人對於投資理財的規畫、策略，顯然也已經有了重新調整的必要，甚至，為了迎戰超級通膨，過去一段時間習以為常的投資慣性，恐怕也有大幅翻新的必要。



■迎戰策略一短期避凶，資金重返成熟國家



「與○八年的全球通膨有所不同，這一次，目前只有新興市場是重災區。」符銘財的提點，帶出了第一個投資理財的觀念調整。至少就短線來看，要「避凶」，過去三年把新興市場視為「投資最亮點」的慣性，就有優先調整的必要。



這不僅是因為「現階段的風險」，「重點是，為了壓抑通膨，新興國家接下來必然需要更快速地升息。」符銘財指出，○八年通膨壓力罩頂時，全球利率已經處在一定程度的升息循環當中，「但現在，新興國家才剛開始正視問題、展開升息，至於成熟國家，不再繼續量化寬鬆就是萬幸了。」
言下之意，新興國家藉由升息壓抑通膨的速度不僅必須「及早趕上進度」，在幅度上，還要持續對付成熟國家的貨幣寬鬆政策。當然，升息會壓抑經濟，並造成股票市場的短期風險，但不升息，卻又只能任由通膨大軍入境肆虐。在摩根士丹利證券亞洲區主席史帝芬．羅奇的解讀中，新興國家已陷入兩難境地，緊縮政策的分寸拿捏宛若走鋼索，風險自然不低。




那麼，資金轉進成熟國家，就能得到相對穩健的報酬嗎？一月中旬，本刊以「美國今年將重返榮耀」為題，討論美國及成熟國家經濟加速復甦的可能性，如今看來，可能性正在快速提升當中，而當時貝萊德集團股票投資長博多爾即表示，美股今年表現將優於全球平均，而成熟國家經濟表現則將與新興國家縮小差距。



■迎戰策略二伺機低接體質強健的新興國家



迎戰超級通膨的第二個投資理財重點觀念，就是重新定位新興國家的投資價值。鄭貞茂指出，新興國家不是不能投資，而是要尋找具有抗通膨能力，能夠維持溫和成長的國家。



「畢竟，就是因為新興國家的經濟成長，才會造成如今的通膨壓力，換句話說，新興國家終究是處在經濟多頭格局，現在有了一些變數，那就看誰能有效化解這些變數，也就值得逢低布局。」農曆年後台股一度急跌，鄭貞茂認為投資人或許可以開始思考伺機低接的機會，「台灣的通膨壓力並不算大啊！」



從這樣的角度想中國，雖然通膨壓力不小，但也不必全然悲觀，畢竟，擁有超強經濟成長率的中國，等於也握有足夠的子彈，藉由升息、升值來對抗通膨。當然，這樣的策略對股市而言短空難免，但不無發展至長多的可能。



富蘭克林投顧表示，目前中國通膨率高達五％，而一年期定存利率則為三％，處於實質負利率二％的狀態，因此短期內持續升息的可能性極高，但由於下半年的物價壓力在基期因素下（與去年同期比較）可望減輕，屆時貨幣政策不排除將適度放鬆，引導股市重返多頭。由此進程來看，升息所造成的股市衝擊，反而提供中期買點。



最後，金融海嘯後幾乎被全球投資人視為「必備核心部位」的債券商品，這「必備核心」的定位，恐怕也有修正的必要了。



過去兩年，隨著債券價格屢創新高，關於「債券泡沫」的悲觀論調也逐漸出籠，不過，樂觀者總是以「除非進入升息循環，或是通膨預期升高，否則債券價格不致大幅修正」予以反駁。如今，至少通膨壓力的氛圍已經形成了。



■迎戰策略三留意債市，股優於債是通膨時代的真理



事實上，在通膨環境當中，「股優於債」本來就是合理預期，尤其，這一輪的通膨夾帶著實質經濟復甦的成分，更有利於和經濟連動性較高的股票市場。相對的，債券價格經過兩年急漲後，會不會在通膨預期升溫之下出現劇烈修正的可能，則是值得關注的後續議題。



整體而言，這一輪新興國家所面臨的通膨危機，某種程度上就是金融海嘯之後新興國家與成熟國家之間不均衡復甦的延續，又或者，可以解讀為去年第三季以來全球貨幣戰爭的後續戰役。這是全球經濟重回均衡的調整過程之一，後續發展的關鍵，端視兩方陣營的貨幣政策持續力。



「一言以蔽之，成熟國家的寬鬆政策與新興國家的緊縮政策，兩股力道的強弱消長，攸關通膨的惡化與否。」鄭貞茂認為，在經濟復甦的前提下，原物料、農糧與基礎金屬的價格欲小不易，但若新興國家能夠展現緊縮政策決心，成熟國家也能適度調整寬鬆政策，那麼，至少能把結構扎實的通膨風暴，弱化為一場透過實質經濟成長所帶動的健康通膨。



/撰文/

楊紹華　

/研究員/

葉揚甲、楊卓翰

美聯儲QE2的是是非非

在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QE2）已滿3個月之際，種種顯示美國經濟復甦加速的跡象開始展露，全球投資者也開始重新調整對美國經濟前景的預期。




這項在誕生之前就已遭非議的措施可以稱得上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最具爭議的貨幣政策。那么究竟QE2在美國經濟復甦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支持者指著經濟復甦的成果頭頭是道，而批評者也依然各持己見。



QE2謎題：美債收益率上升而經濟前景改善



去年11月3日，在低通脹與高失業率的雙重壓力下，美聯儲不得不宣布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計劃到今年6月底之前購買6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通過QE2，美聯儲旨在進一步降低美國國債的長期利率，并促使投資者將資金投入其他更高風險的資產，如股票等。



QE2是否真如3個月前預想的那樣奏效？美聯儲對此毫不猶豫。



“我的答案很短，是。”美聯儲副主席耶倫（Janet Yellen）在1月早些時候就曾明確表態。



似乎評估QE2是否達到預期目標的第一步應該從美國國債開始。



自從6000億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宣布以來，美國國債在過去三個月內的表現與預期“背道而馳”：價格下降而收益率則不斷攀升。其中，QE2的重點目標——美國5年期國債收益率迄今為止幾乎翻了一倍，從2010年11月4日的1.04%上升至2011年1月28日的1.92%。而相同時期內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也上漲至3.36%。



如果說美聯儲的真正目標并不是所謂的降低國債收益率，而是促進美國經濟增長并提升通脹，避免陷入螺旋式通縮。在這些方面，QE2又是否會奏效呢？



最新公布的申請失業救濟人數有所下降，四周內的平均失業人數從伯南克演講時的48.7萬人降低到目前的43萬人。美國經濟復甦也日益強勁。



另一項測驗則是實際收益率，即剔除通脹因素的國債收益率。從這方面看起來，QE2似乎也奏效了。因為風險資產價格確實在不斷上升：股價日益走高，道指升破12000點，標普500指數也逼近1300點，股價上升有利於提升居民財富并鼓勵個人消費。



QE2質疑之一：



新興市場“貨幣戰爭論”



這些莫衷一是的成果似乎為美聯儲飽受爭議的QE2政策作出了極大的辯護。



但自從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暗示QE2以來，美國之外的全球各國卻未停止過對QE2的指責，尤其是受其影響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自QE2被暗示之初就開始不斷升值，并激起了去年末幾乎打響的全球“貨幣戰爭”。



耶倫辯稱，QE2意在“降利率”而并不在“弱美元”。



伯南克當年的論文導師、如今的以色列央行行長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cher）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那些“對伯南克的批評很荒謬”，伯南克所作的是“任何一位央行行長都會選擇做的事情”，他相信QE2能提振美國經濟，從而使“全球其他國家受益”。



然而不幸的是，這一論調往往被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嗤之以鼻。



美聯儲的決定，無論是否最終提振了美國經濟，都是以新興市場國家的“被升值”為代價的，從而增加了美國出口部門的國際競爭力。



QE2質疑之二：



全球通脹“始作俑者”



除此之外，“通貨膨脹論者”也堅定不移地批評著QE2。美國重要共和黨人士佩林（Sarah Palin）就曾警告稱，QE2及其“人為制造”的經濟復甦可能會讓美國付出“永久性高通脹”的代價。



全球風險協會（GARP）美國克利夫蘭分會會長Anurag Gupta就持這一論調，他在QE2推出之際就對本報記者表示，美聯儲的QE2不可能拉動美國出口，相反會提高全球通脹風險。“第二輪量化寬松與其叫QE2（伊麗莎白二世號郵輪）不如叫Titanic（泰坦尼克號郵輪）。”他說。



幸運的是，目前并沒有顯示美國通脹抬頭的跡象：去年12月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增長1.5%，比去年8月時有所上升，但仍然低於美聯儲2%的通脹目標。



但一些批評人士卻指出，這是因為通脹壓力實際已向新興市場轉移。寶成投資有限公司（Tangent Capital）高級董事總經理吉姆·里卡德（Jim Rickards）認為：“美國的通脹正在全球其他地方到處顯現，卻沒有在自己家門口現身。”



很多人認為，這種通脹最終也會通過更昂貴的進口商品進入美國，從而引發通貨膨脹在全球范圍內的全面爆發。



QE2質疑之三：“幸運的伯南克”



對於QE2的第三種觀點是“幸運的伯南克”。一些人認為，當伯南克飛到Jackson Hole演講的時候，美國的經濟指標就已經開始有所好轉，只是他比較“幸運”而已。



荷蘭合作銀行亞太區金融市場研究部主管Adrian Foster也告訴本報記者：“似乎QE2出臺的時機正好與經濟復甦同步，從而最大化了政策成功的可能性。”



高盛資產管理公司主席奧尼爾也認為：“也許他們原本就不需要這么做。”



在“幸運論”的觀點看來，市場無論如何是要發生反轉的，畢竟投資者情緒在此之前已經過於悲觀。這種觀點一定程度上是能站得住腳的。花旗集團的美國經濟驚喜指數（US economic surprise index）顯示，自去年8月開始，經濟數據開始超出預期，而此前則普遍差於預期。